对中国的误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这个相互关联更为密切，太多全球问题需要和衷共济的时代，对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国家的误解乃至敌意，将会产生令人吃惊的后果。

其实，在几年前，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题为《13亿罐可乐的神话》的文章就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以来，对于中国的作用和它的经济前景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众多混乱而且充满矛盾的争论。”在他看来，美国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误读不仅伤害了中国，也伤害了它们自身。著名的经济学家罗奇的著述也讲出了这种忧虑。

在《被误解的中国：揭开竹幕之后的真相》一书中，罗奇指出，当今世界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存在着巨大的无知，而其中暗含的危险就是，如果人们对中国的误解表现为如下的形式——“增加对中国的进口产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并给中国贴上无赖贸易国的标签”，那么这对“全球贸易体系来说都是不公平而且危险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许多书籍和报纸的评论版写的还是“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更有害的是，一些政府的政策是建立在中国是制造业的一大威胁这种误解的基础上。

在罗奇等人看来，在越发热烈的有关中国的辩论中，大多数分析并没有提出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看法，因为看上去显而易见的东西往往是错误的。人们似乎对中国的经济有着太多的迷惑和误解，而这往往表现为两种形式，即积极的误解和消极的误解。前一个阵营一直鼓吹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融合，希望中国在经贸政策做出更大让步；而后者则认为，中国的进步是一种幻觉，注定要破灭，而且还可能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令人欣慰的是，在纷杂的噪音中，还有罗奇这样一些理性和客观的学者，有着像《被误解的中国》这样一些试图还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以真相的著作。

事实上，在中国和西方特别是中美之间交往的历史上，一直贯穿着误解、歧视与寻求真相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60年前抵达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团）的使命的履行就可以看出。

在《延安使命》一书中，美国学者卡萝尔·卡特感慨地指出，这个从1944年到1947年逗留在延安963天的美军观察组尽管未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特别的积极作用，但他们还是在中美两国的交往史上写下了浓重而意义深远的一笔。在她看来，“迪克西使团”的人也许是有缺点的，但通常他们是一流的、对正确的立场进行亲身考察的观察者，他们给延安以及中国之外的人们带去了更为客观和富有人情味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令人回味绵长的延安印象。不管正确还是错误，像迪克西使团这样一些与共产党打交道的人通常都会全力推动美国政府采取更为灵活的姿态，而不是盲目地支持蒋介石。

但多少有些遗憾的是，迪克西使团的诸多有价值的观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白宫也没有派遣真正有影响力的人去延安，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做什么，并更接近正确地评估中美关系的未来。对此，魏德迈将军曾承认说，没有亲自去延安和没能对外交官的报告给予密切关注是他的过错。但无论如何，“迪克西使团”作为美国官方对华政策的特例却是声名远扬的，它至今都被证实为一种真正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良好途径。在一些主要的使团成员看来，迪克西使团留给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遗产是，积极地沟通、客观地了解、平等地对话，从来都是巩固而不是消弱中美关系基础的重要渠道和有益姿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使团访问延安期间，中共做出了积极争取美国和国际支持的努力，美军观察组的出现不仅给共产党人提供了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也提供了让外面的世界了解他们的机会。更主要的是，这段经历给了我们一种积极的启示，那就是，改变外面世界对自己的看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并且需要做出积极的努力，而在这种过程中，展示我们精神层面的特色要比物质的展示更为有效，也更容易让人接受，就像延安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洋溢着活力的质朴，就像黄华在回答希契的关于“为何自信能够依靠二流的军事力量击败美式装备武装的蒋军”的提问所说的“我们不依赖武器，我们依赖人民”那样的平静中挥洒着的豪迈，令人敬畏，也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