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间，从东南亚海啸到“卡特里娜”飓风，从巴基斯坦地震到中国汶川大地震，自然环境的不稳定性正在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新因素，同时也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重建的同时，完善我们的抗灾体系，也便成为了一个当务之急。

在“卡特里娜”袭击美国期间，新奥尔良留给人们的一大教训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需要确保在灾难发生前就该有一个应对计划，并在不同场合实践这个计划。与有较完整的人口疏散计划的纽约相比，新奥尔良在“卡特里娜”到来的时候，除了一些民间的疏散之外，整个城市并没有系统的、应对特殊挑战的疏散方案。

通讯和道路等与外界联系途径不畅，也是新奥尔良留下的血的教训。尽管在此前花费巨资设置了通讯系统，但在飓风到来时，新奥尔良各地救灾官员们并没有立即被联系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佛罗里达，全州的应急官员们都通过一个卫星电话系统被“捆绑”在一起，各地方和州的有关当局也高效率地保持热线联系。不仅如此，作为抗灾的重要因素，道路的畅通至关重要，但新奥尔良却基本上没有通往外界的重要干道。一旦水路不同，陆路就很难及时地将人员转移出去。

而日本的抗灾经验也表明，组建成熟的应急机构，制定有效的应急计划，是防范自然灾害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日本在应对地震灾害等方面经验丰富，这其中，应急体系的成熟值得我们借鉴。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地震早已设有应急机构和应急预案，一旦发生地震就可以立即投入工作。

作为应急“先锋队”，日本政府于1987年6月建立的日本灾害救援队是按国际救援队标准组建的，不仅装备精良，而且分工明确，从搜索与救援队到专业救助队，从医疗队到生活管理队，从对外联络队到救援教育队，不一而足。

全面的灾害教育，则是日本防范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思想建设” 。日本有《灾害对策基本法》，也有“防灾周”的活动，而在配合这种宣传的同时，日本还定期组织全民参与灾难演习，认真学习和了解地震的逃生知识。而在德国，灾害教育也是全民化的，从中小学就开展灾害预防教育，而普通民众一般也都知道受灾时如何进行自救和相互救助。

而作为灾害防御的基础建设，在规划城市建设时，日本就非常重视防灾避难的设计，抗震性和安全性是日本建设公路、铁路和公园等城市基础设施的重点。在东京等各大城市，政府指定的避难“缓冲地带”随处可见，不少城中绿地和街心公园的入口处都插着“地震避难所”的牌子。而在美国的一些国家，则将房屋建设质量最好的学校、教堂等作为避难所。

而美国，在历经了“9.11”恐怖袭击、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以及其他一些自然灾害后，政府已将公众应变准备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政府的应急计划之外，还提倡家庭制定应急计划，并将此视为公民对国家安全作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

在应急“主力军”之外，各国也非常注意发挥非政府的志愿组织和志愿人员在灾后救济和重建中的作用。在德国，内政部就与红十字会、生命救助会等五个志愿机构建立了固定联络，这些机构拥有50万名专业人员可以随时供政府调度。此外，还有在救灾办公室注册的120万名普通志愿者和7.6万名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随时待命，他们都经过前期培训，在灾后大规模的救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和志愿组织，还是重要的应急教育力量，他们举行的定期教育活动，他们对身边人的影响和知识传授，都成为抗灾减灾的积极因素。而心理学教育水平较高的日本，大量学习心理学的人毕业后都分布在各种社会机构中，在对灾后受创的个人和家庭的心理重建、生活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而长期的作用。

而由于自然灾害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和发展威胁，国际交流与合作也越发变得不可或缺。如人们在国际减灾大会所达成的共识：当今世界面临多方面的复杂灾害风险，涉及自然灾害、技术、生物化学、流行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地方病等领域，各种风险的处理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在这种形势下，国际社会必须有一种新的风险处理观念，一种跨领域、跨部门的风险处理方式，以便更有效地抵御和减少世界所面临的最紧迫风险。